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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梅兰芳:爱国要切实去做

  【人人·同心偕行】

  提起京剧大师梅兰芳,可谓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如若说到梅兰芳照样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,信托许多人会是一脸茫然,甚至愕然。梅兰芳确实是一名共产党员,虽然他的党龄只有两年多。

  梅兰芳一生严于律己、追求完善,不仅在台上而且在台下抒写下壮丽绚烂的人生。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他人生头脑信仰的“点睛”之笔,使得他的头脑实现了一种新飞跃,使得他的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,成为“一代完人”(陈毅语)。

  真是一位好同志

  梅兰芳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而他对共产党较为深入的熟悉,是从上海解放最先的。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,这一天早晨,梅兰芳上街了。在开国东路,他看到解放军战士军容整齐,都睡在马路边。回家后,他赞美共产党军队纪律好极了。(福芝芳《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》)紧接着,梅兰芳从上海迁往北京栖身,先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、中国京剧院院长和中国戏曲学院院长等职。在加入革命的同时,他萌生了入党的愿望。在梅兰芳看来,自重新中国确立后,“在党的极大关切和教育之下,我认清了社会生长的一定纪律,通过革命的伟大胜利,祖国的伟大建设和党公而忘私地为人民、为整小我私人类谋福利的伟大措施,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,使我真正熟悉到党的马列主义的真理,也认清了作为一个艺术劳动者所应走的准确的灼烁的蹊径。”(梅兰芳《入党自愿书》)不外,梅兰芳以为,“几年来,虽然我是热爱党的,在主观上也照样起劲增强着政治磨炼,然则异常不够的,因而我久已渴盼成为一个名誉的共产党员的愿望,欠美意思向党示意”。(梅兰芳《入党自愿书》)梅兰芳以为:“我希望成为一个共产党员,但现在还不够条件,要举行头脑刷新,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,头脑刷新是异常主要的。”(福芝芳《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》)他对党有个逐步熟悉的历程,同时由于对入党看得很重、很神圣,以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格外高。

  那么,他为何在1957年申请入党呢?梅兰芳说:“我已经加入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,天天正在做着我应当做的事情,未来还要把晚年的精神放在培育后一代的义务上面,若是自己还没有磨炼好,怎能够把现在的和未来的事情都做得好呢?以是热烈希望及早加入党组织,直接受到深入的共产主义教育,使我洗手不干,刷新得更彻底,才可以放心勇敢孝顺出所有的气力,我今天才申请入党,不算早了,不能再守候了。”(梅兰芳《自传》)他的入党自愿誊写于1957年12月,入党《自传》写了近万字,详细汇报自己的履历、社会关系、家庭情形及入党理由等。他在这个时间点提出申请,有一种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迫切感。1959年3月16日,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研究赞成梅兰芳为准备党员,3月23日,中国戏曲研究院党员全体大会决议赞成梅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7月1日,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。

  梅兰芳的入党先容人是中国戏曲研究院党委书记、副院长张庚和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、副院长马少波。关于梅兰芳的入党先容人,尚有点小故事。周恩来总理异常体贴梅兰芳入党之事,曾对马少波说:“梅兰芳同志要入党我很喜悦。程砚秋同志入党时,我曾做过他的入党先容人,你去征求梅兰芳同志的意见,若是他有此要求,可以援例而行。”当马少波向梅兰芳转达周总理的关切时,梅兰芳恳切地说:“总理的关切和信托我很感动。他做砚秋的入党先容人,我也感应幸运。但我想文艺界着名人士入党的许多,若是人人都援例要总理做先容人,总理若何应付得了!我是一个通俗共产党员,不应特殊,我希望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的两位党委书记张庚和您(马少波)做我的先容人,这样有利于党组织对我的详细辅助。”周总理听说后,喜悦地说:“梅兰芳真是一位好同志。”(马少波《自叙》)这一年,也是新中国确立10周年,梅兰芳在这一年排演了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新戏《穆桂英挂帅》,该戏也成为梅兰芳晚年一部代表作。在入党宣誓仪式上,梅兰芳也讲到该戏的乐成,“若是没有党的向导和编导、剧团同仁以及文艺界同伙们的鼎力辅助,我想把这个戏搞好是不能能的”。(引自谢思进、孙利华《梅兰芳艺术年谱》)

  从伶界大王到京剧艺术家

  新中国确立后,梅兰芳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人民的戏曲事业中,担任戏曲领域许多主要职务。其时,他已经50多岁,却始终活跃在新中国的舞台上,到天下各地,为下层服务,为工人、农民和宽大解放军指战员服务,到抗美援朝前线,到福建前线,慰问和激励那些最可爱的人。他每个档期的演出,不是一天两天,也不是一场两场,而是一个月、两个月甚至三个月,不是以他为招牌,而是以他为主演。以1956年的演出为例,1月在北京,2月在南京,3月在泰州、扬州,5月26日至7月16日在日本东京、福冈、八幡、名古屋、京都、大阪等地,9月在北京,10月上旬在上海,10月中旬在杭州,11月在南昌,12月在长沙。1957年1月,又从长沙直接到武汉,受寒伤风,嗓音发哑,病休后又在武汉演出,包罗为武钢建设者作了两场慰问演出,一直到2月25日回到北京。从日本回国后的这次浙、赣、湘、鄂演出,前后延续达近4个半月,这时的梅兰芳已经62岁,这需要具有怎样的精神和气力?梅兰芳夷易近人,在各地演出,他提的唯一条件是,压低票价,希望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、看得起他的演出,许多售票点需要想尽设施维持购票秩序。这次演生发生很大影响,包罗毛泽东主席见到梅兰芳都询问:“你几时回来的,这次走了不少地方吧?”(福芝芳《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》)

  随着一次又一次在新中国舞台上的演出,梅兰芳逐渐完成了从卓越的、爱国的“伶界大王”向有理想、有信仰、有高度文化自信的京剧艺术家的历史过渡。这样一种转变和升华,与时代生长及共产党的向导密不能分。梅兰芳的视野名目、头脑和天下观发生了亘古未有的转变,确定他找到偏向,知道自己的艺术为谁服务,目的是什么。以是,共产党向导下的梅兰芳最后之十余年,真正从文化和理论两个层面明确了“梅兰芳”的意义,他大江南北、都会墟落、厂矿军队竭尽全力地去演出,是一种熟悉了艺术真谛和自我价值的回馈与答谢,以是他每到一地所迸发的民众“狂欢”和热情,是艺术与观众最本原的交流、融会。

  而梅兰芳能够臻于此境,却非一朝一夕,是他耐久积累的效果。他8岁学戏,11岁登台,却并无天禀,靠的是用功与锲而不舍。1913年在上海演出,声名鹊起后,继谭鑫培成为新的“伶界大王”,在京剧旦行与程砚秋、尚小云、荀慧生号称“四台甫旦”,是时尚的宠儿。人们多关注和领会梅兰芳演出艺术的精湛,而梅兰芳以是能够不辜负众望,没有前功尽弃,而是不停取得新的成就,是与梅兰芳所秉持的家风传统、他注重小我私人修养、严于律己分不开。

  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,是清代同治、光绪年间著名旦角演员,为著名的“同光十三绝”之一,30多岁即执掌著名的四喜班,深受梨园偕行的恋慕与尊重,乐善好施,偕行遇到难题,他尽其所能予以辅助,“焚券”“赎当”的轶事在梨园界广为歌颂,有“义伶”的美誉。梅兰芳承袭优越家风,做人和善谦逊,包罗他少年得志,成名以后,没有不良嗜好,各界人士以及媒体多称他虚怀若谷。他乐于助人,介入社会种种公益流动,义务戏演出是其中一个主要内容。这些义务戏演出,无论是救助穷苦同业,或赈济灾荒,或爱国筹款,或慈善拯救,梅兰芳都义无反顾,也是最具招呼力的演员。1925年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,上海全市“三罢”即总歇工、总罢课、总罢市。为对歇工工人举行津贴,梅兰芳努力推动梨园公益会提议义务戏,他和杨小楼、余叔岩、尚小云、马连良等名角都进场演出,“尽纯粹义务”。梅兰芳还率领自己承华社全班人马演出义务戏,把所有收入募捐,他本人又另行“捐助学界募捐会洋五百元”。(《梅兰芳提议义务戏》,《社会日报》1925年6月11日)1932年“一·二八事情”发生后,各地爱国人士,纷纷解囊,筹集前方将士医药等费,梅兰芳努力介入,“亲演双出,共筹款八千余元”。(《梅兰芳演义务戏捐助伤兵医费》,《京报》1932年3月7日)还与承华社同人自力举行义务戏筹款,受到社会各界的一定。种种义务戏演出,梅兰芳都是人们首先思量争取的工具,他也是最大限度地介入其间,稀奇是那些慈善和公益性流动,他的名誉和招呼力无人能及。

  然则我们知道,演员演戏可不是一小我私人的事,还涉及排场、跟包、配角等等。义务戏名角免费,其他人呢?这里情形对照庞大。事实上,许多时刻排场、跟包、配角等所开之价,比平时加倍还多,漆黑自然就把主角应得之数,开在账里了。就是主角不是自动云云,他的做事人,也要这样做。这相当于是行内的潜规则。梅兰芳则不云云,“他既准许演义务戏,则一文不要,自己跟包人,自己给钱,其余配角,由义务做事人自己联系,以昭信用。”这是追随他多年的齐如山所看到的。为此,齐如山对梅兰芳极其信服:“他之为人不只谦和,且极讲信用而仁慈。”(《我所熟悉的梅兰芳》)

  齐如山谈到梅兰芳为人的另一方面是“自爱而讲气节”。他讲了一个梅兰芳的故事:“九一八”事情之后,日本人扶持溥仪在东北确立伪满洲国。在此之前,有人来找梅兰芳,请他于满洲国确立之日去演几天戏,以志庆祝,戏价从优,平安绝对保障,遭到梅兰芳拒绝。云云谈判了几回,此人说:你们梅家三辈都受过清朝的恩情,“天子亲呼胖巧玲”这样的诗句是众所周知的。现在确立满洲国新政府,你们自然应该前往庆祝,而且这与你以前演一次堂会戏也没什么划分,有何不能去呢?梅兰芳回覆道:这话不应该这样说法,清朝已经让位,溥仪先生不外一其中国国民,倘他以中国国民的资格,庆寿演戏,我固然可以加入。现在他在敌人手下,另确立一国,是与我们的国家,立于敌对的职位,乃我国之仇,我怎么能够给敌人去演戏呢?来者又说,那么早年的恩惠就不算了?梅兰芳回覆:这话更不能说。若严酷地说,清宫找戏界唱戏一次给一次钱,也就是生意性子,就说当差,像中堂尚书等或可说受过恩,当小差使的人多了,都算受恩吗?我们还不及当小差使的人,何所谓恩惠呢?该人无言,事遂作罢。(《我所熟悉的梅兰芳》)名为请,实则软硬兼施,而梅兰芳是非明晰,柔中带刚,不卑不亢,关乎气节大义,寸步不让,他的头脑境界于此可见一斑。舞台上梅兰芳多饰演柔媚秀丽的女性,现实中文质彬彬,与人为善,中和有度,而关乎原则大事,他异常苏醒,态度鲜明。由此,抗战时期梅兰芳的隐居息演也就不难明晰了。

  在国际舞台绽放

  20世纪上半叶,梅兰芳曾多次出国演出,推动中国京剧、中国戏曲“走出去”,在天下发生重大影响,且影响至今。他的访日、访美、访苏演出,让所在国观众领会和浏览到中国传统戏剧,让国际戏剧界看到别样的戏剧艺术,每到一国都引起惊动,获得多国戏剧界人人的关注和洽评,为中国戏曲争得了声誉。

  需要指出的是,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,正处于急剧的动荡和转变之中,传统文化也遭遇亘古未有之打击。在西学东渐思潮影响下,许多激进者对传统文化举行凶猛批判,人们旧有的头脑、信仰、理想、道德、看法发生摇动和改变,左右为难。以是,梅兰芳的每次出国演出,所引起的普遍关注和伟大回响已经远远不局限于戏曲界、文艺界,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瞩目、聚焦。

  梅兰芳出国演出,不是以经济为目的(虽然演出收入是谁人年月所有京剧演员唯一的生涯泉源,梅兰芳也不破例),也没有受到国家委派、资助,有时还要肩负伟大的经济风险,但他都置之度外。梅兰芳所做的,是一位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觉行为。在谁人年月,像梅兰芳这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天下眼光,不以稻粱计而以社稷文化为重的艺术家,可谓凤毛麟角。正如他1930年1月16日在赴美前宴会上致答谢词所说:“兰芳此去,或者能使西方的人们,熟悉我们中国的戏剧的真相,在两国的文化上亦不无裨益。天下人们的眼光已逐渐集中到太平洋,艺术又何尝不云云呢?”“倘使兰芳这次去,因艺术上的接触,得使两国民族增进些许情绪,也就是兰芳答谢国家、社会以及诸位的一点微忱。”(《梅兰芳游美日志》手稿钞本)

  梅兰芳访美演出,先后在西雅图、纽约、芝加哥、华盛顿、旧金山、洛杉矶、檀香山等都会举行了为期近半年的演出,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和洽评。梅兰芳是从上海乘坐英国加拿大皇后号汽船到达北美的,再从加拿大温哥华换船进入美国西雅图。在跨越太平洋船上,也发生了许多故事。其中一件事,让梅兰芳和所有剧团团员“太觉尴尬”。船上要放映影戏,排场原本喧嚣,但随着音乐响起,“全场的空气也蓦然里由言笑的声中静默下来,随即望见全场的外人,都离座站起来了,仰面直肚,两手下垂,看那神情,个个毕恭毕敬,真是庄重整肃,气象万千”。原来是演奏美国国歌。船上有美国人、英国人、日本人、中国人,接着又演奏其他国家的国歌,“我们很以为幸运,今天居然受到了国际仪节的洗礼了”。但很快他们就最先以为尴尬了,“我们华人搭客许多,人家奏国歌,为什么不奏我们中国国歌呢?纷歧定要富于爱国心的人才奋(愤)慨,通常我们中华民族,在这情形之下,生怕没有一人不为之叹息罢?”在汽船即将靠岸时,这种礼仪又再次上演,梅兰芳召集同事开了一个会,他说:“细细回忆,我们去叱责人家吗?我想是不能的。为什么呢?一理由于我们自己的国家,太不图强,自己失掉了国际的高尚职位;二来,国家祸乱叠起,尚未有余暇,顾到这礼仪的虚文,今日之局,真是罪有应得。”联系到这次赴美演出,梅兰芳激励人人:

  我们这次出去,也就是正替国家起劲的一个时机,就大者言之,好好的去演戏,使他们熟悉我们中国文化的久远,艺术的伟大;就小者言之,平时的一举一动,都要沉雄高尚,起劲自爱,使他们领会我们民族的生涯情形,打破他们向来对我们的错误看法,随时随地,都要注重他们的甜头,拾一些知识带回祖国,以赠予亲戚同伙,作为名贵的礼物。能云云,即是不虚此行,而且尽了一点国民应负的义务,你们为了国歌问题,都很有奋(愤)慨之情,这是很好的征象。在那时,我又何尝不叹息呢?以是我趁这个时机,同诸位谈谈,不必徒事悲痛,应当反求诸己,爱国要切实去做,一步是一步,这才是正理,我与人人共勉之!(《梅兰芳游美日志》手稿钞本)

  在他看来,对此也不必过于愤慨,既做了中国人民的一分子,姑先肩负起自己所应负的一点责任。昔人所说身修尔后家齐,家齐尔后国治,国治尔后方能天下太平。若是人人能够云云,“我们的国歌,自然有在全天下奏演,使全天下人民肃立致敬的那一天”。这是梅兰芳对团员的勉励,也是自勉。他所期待的这一天,不久就来临了。20年后,在中国共产党向导下,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,国旗五星红旗高高飘扬,国歌《义勇军举行曲》激荡在天安门广场,奏响在中原大地。

  由此我们也就更能明晰,梅兰芳这位一生追求完善、走向文化自觉的艺术大师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深挚情绪。

  【友人论梅兰芳】

  梅先天生功的窍门在那里呢?主要在于他真正热爱艺术,力图提高,把经由耐久的、高度的劳动而获得的艺术成就为人民服务。

  ……

  解放以前他和提高人士保持接触没有断过,解放以后他的兴致稀奇高。他和许多革命青年爱国艺人一起,到朝鲜去慰劳中国人民自愿军和朝鲜人民军,回国来又慰问人民解放军——在露天、风里、雨里,就那么演唱;并随地为伙食员为勤务员演唱。他还到各处为工人农民演出,就这样无保留无挂念把经由千锤百炼的艺术孝顺给祖国的劳悦耳民。他的艺术也就接触了更宽大的群众。只有人民翻了身,艺人才有真正的生命,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尊重民族的优良传统,才真正尊崇艺术,真正尊重艺人。他的艺术也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才气获得了正常生长的时机,和有力的支持。

  梅先生是在中国人民中央磨炼生长的艺术家,他也始终没有脱离人民。他从小跟吴菱仙学戏,以后又搭班富连成,学的都是群众所喜欢的剧目,凶暴、有生气,等到成名之后,曾经受到一些封建的士医生的笼罩,然而梅先生终究脱出了他们的笼罩……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举行疯狂的侵略之际,他能以无比气忿的心情编演《抗金兵》和《生死恨》等剧,处置反抗侵略,张扬抗战的主题,对宽大人民起了鼓舞作用。解放之后梅先生以高度热情把自己的艺术为宽大工农兵服务,大大扩大了自己的观众层,在新的观众的热烈支持下,梅先生的艺术获得极大生长,增强了它的生命力……他的这种丰满的政治热情和不停的学习磨炼,终至使他成为名誉的共产党员,他的最后演出剧本《穆桂英挂帅》,示意了在国家安危之际掉臂衰暮,挺身而起,为祖国孝顺一切的雄心。这就说明梅先生不是士医生所能占有,而是始终属于人民、效忠人民的艺术家。

  (作者:刘 祯,系梅兰芳纪念馆馆长)

【编辑:王禹】